编者按：20年前，人们为能得到一本印有邓丽君照片的挂历激动不已；10年前，一本印有精美山水画的挂历被认为是一份相对体面相当文雅的礼物；再看今天，有谁愿意在自己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房间里钉上一个钉子来挂挂历呢？挂历的出版发行与所在的时代息息相关，有着时代的烙印，不同年代出版的挂历反映了不同年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，可以说是时代变迁的剪影。

从古罗马的“讨债本”到旧上海的“月份牌”

相传在古罗马时代，社会上有一种专门从事放债业务的人，按月去向借债者收取利息。为方便起见，他们将何月何日某人该还的债和该付的息都记在一个本子上，俗称“讨债本”。因为这种本子是以月为单位，按日期排列，附有记事栏，其记事方法简便明了，渐渐地被其他行业所借鉴。后来，由于人们计时的需要，“讨债本”逐渐变成了每月一张的“月份牌”，并固定下来成为商品。

到了19世纪末，一些欧洲的商人为了扩大其商品的影响，在“月份牌”上下了功夫，把一些名画，主要是以剧照为主要内容的画作融入“月份牌”上，开始出现了“美女”和“商品”合照的商品广告图。为使广告内容醒目和方便大家观赏，就悬挂在墙壁上，这时单张挂历也就产生了。

当时，由于上海、广州等沿海城市是中国通商口岸，受西方的影响，上海最早出现“月份牌”。但是，由于传统文化不同，外国的洋画（特别是美女图）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。然而，这个商机并没有难倒中国商人。1884年，时任香港英商太古洋行的买办莫藻泉结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，推出一种类似海报广告式的“月份牌”，内容多为花卉、吉祥人物、福、禄、寿、喜、中国古代天官赐福、迎春接福及仕女图等。规定凡购买他的商品，便可得到一幅“月份牌”。他的商品也因此备受欢迎。后来，许多厂商竞相印制免费赠送“月份牌”，并不断改进形式。

直到一位叫郑曼陀的画家出现后，中国的月历牌才开始慢慢转化成挂历。相传，郑曼陀出生在杭州，从小眼睛有疾，但他天赋过人，在杭州时把传统人物技法与从书本中学来的水彩技法结合起来，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新画法——擦笔水彩法。1914年，年轻的郑曼陀到上海来闯荡。当时仕女画已很风行，他在自己的擦笔画上敷上水彩，画了四张仕女画挂在上海南京西路“张园”，结果被中法药房的老板黄楚九相中，用作药房广告。

郑曼陀的好运不仅于此，注意他画的人中还有一位是南洋烟草公司的上层人士潘达微。此人与岭南画派一代宗师高剑父相识，经潘的介绍，郑曼陀认识了高剑父。当时，高剑父在上海活动时以革新国画而著称，并提议对“月份牌”进行改革。郑曼陀于是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，并在1914年由上海市美术馆印行。这就是现代挂历的雏形，没想到大受欢迎。后来经过不断改进，挂历开始从上海风靡全国。

曾经用于外宣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标价**

虽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挂历仍然鲜为人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出版社、人民中国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大都把“挂历”当成一种对外宣传品，文字是中英文，有的全部是外文，对外赠送，对内很少发行，当时对内发行的是年画。所以，当时的挂历不被人们注意，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前出版的《辞典》《辞海》《百科全书》等工具书，连“挂历”两个字都找不到，国家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挂历是1978年出版的。

挂历最后一页印有定价，作为一种商品进入普通老百姓家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。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各种文化艺术开始复苏，挂历也开始走进了大众的视线。

上世纪80年代明星挂历风靡一时

最早人们看到的是香港的明星挂历，有机会到香港的少数人回到内地时，总是带回一大捆挂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