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知名导演吴宇森接受访谈时称：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《三国演义》并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小说，它有一个强迫性，比如说讲到曹操，他把曹操编得很低，编得很蠢”，其言论令许多观众愕然不已。（3月5日凤凰网）

对我来说，从小听三国故事，稍大时读《三国演义》，许多脍炙人口的章节早已烂熟于胸，从来都觉得其书脱俗大气、意韵悠长、不同凡品。由书及人，也深为罗贯中而折服，但要说其写得“蠢”，笔者万万不能认同。


《三国演义》百十年来遭人诟病之处不外乎以下三点：一是贯穿始终的正统立场，譬如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；二是其在描绘上与三国史实有所出入，譬如书中涉及的许多情节经过了作者的主观修改；三是全书某些章节中对书中人物的神秘化，譬如“状诸葛多智而近妖”，这些因素既源于作者阶级认识的局限，也源于千百年民意的沉淀，它的时代印记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对于古典作品，我们既要立足于作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去思考，又要以现代的视角去理解作品所包含的文化深度，而一切影视及文学艺术改编，观念再前沿，思想再创新，也不能过分逾越大众对古典作品的想象和接受空间。那种将因视角差异而产生的理解歧义归咎于作者之“蠢”的方式，难以使人信服。

再者，作者的智商高低同作品好坏并无本质联系：人聪明，未必便能写出好文章，若是作者愚笨，只要能笔耕不缀，写文章未必不聪明。而若论文章的聪明程度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刻画惟妙惟肖，蕴含的机巧万千，数百年来被古今中外奉为经典，因此我理解，之所以有这一“愚蠢之论”，根本上还是源于一种浮躁心态。

一是古典著作被当成商业卖点。传统是用之不竭的资源，古典著作有着深远的群众基础，在当今市场决定一切的情况下，如何使改编能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，是许多导演面临的重大挑战。为了抢占市场，大家不惜血本请明星、大制作、改情节，意图达到预期。这才有了千船齐发、万马奔腾、刀剑如雨的吴氏《三国演义》，才有了“关云长读《关睢》、周公瑾放华容”等情节。电影放映后若有未尽意处，原因当然不在广大观众，也断然不是众明星演技问题，更不可能是导演本人的水平问题，那么怪谁？怪原著恐怕是唯一之选了。古典著作在此无疑成了商业利益的牺牲品。

二是古典著作被当成与所谓全球接轨的试验品。电影要发展，必须立足国内、面向国际，不断开拓全球市场，努力满足不同生活方式、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需求。而纵观《三国演义》，其有纵深、有平铺，情节遥相呼应，很难摘其一点独立成章，即使其中情节曲折、场面波澜的赤壁之战，想要让国外观众完全接受其中的文化内涵也很困难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探索，建立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轨的方式方法，使之既迎合观众口味，又保持传统精髓，在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中水到渠成，任何简单意义上的商业包装和动作元素的对接都很难实现根本跨越。

三是在当代中国，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实现。否定经典、挑战权威、怀疑传统等言论有着一定的市场，向古典名著“拍砖”者更是大有人在。但群众不能接受的，是那种强立题、瞎论证、胡折腾式的“为反对而反对”的学术观点。也就是说，观念更新要以吸纳传统精华为起点，而不应以否定传统为目标，以哗众取宠为目的，科学发展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传承，否则，皮之不存、毛将焉附？

说到底，借古人说事还是因为我们思想太浮躁、内心太浅薄，这是一种意气之辩，与罗贯中无关，更与《三国演义》无涉。